中国职业足球联赛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无论是俱乐部、足协还是投资方，都以比较特殊的身份参与了这个过程。同时，职业体育产品在市场条件下有其自身的特点JRS直播，如产品的完整性、联赛的约束性、联赛内部的竞争与合作性，而这些理论问题与联赛制度安排的协调性则体现在一套制度装置和制度运行问题上。本课题借助经济学基本理论，从制度层面分析职业联赛的市场运作，将职业联赛置于参与主体之间的权力与利益关系框架中，探讨我国职业足球联赛运作的对策与途径。
理论上，在职业联赛的利益相关者中，俱乐部的行为是分析联赛行为的出发点和重点。俱乐部行为本质上是在各种约束条件下进行选择和判断的过程，俱乐部行为影响联赛市场的方向和绩效。在众多的约束条件中，联赛层面的制度安排对俱乐部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并体现在俱乐部行为中。所有这些制度安排都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各类行为主体，转化为激励机制，影响整个联赛市场的稳定性。由于我国职业联赛市场的特殊性，上述理论分析需要结合我国职业足球联赛的客观实际，从这个角度出发，对我国职业足球的制度结构和运行现状进行解释和分析。实际上需要构建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和分析它。
因此阐释我国职业足球兴起的内在机制，阐释制度平衡的基本条件与因素，对完善我国职业体育理论体系、分析职业体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为解决职业体育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提供新的解释工具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在分析过程中，对我国职业足球中存在的一些现象与行为进行模拟分析，探究职业赛事的内在机制特征，为我国职业足球的实践提供参考价值与可操作性的策略建议。此外，分析结论力图为实施者和管理者提供可比性与选择性的实施策略，以满足我国职业体育发展的实际要求。
职业足球作为一个参与主体众多的体系，从经济学角度看有以下特点：
第一，职业足球行为主体之间的权力利益关系复杂，一般包括足协、俱乐部、投资人、赞助商、运动员、裁判员、媒体、观众等；
第二，职业体育的运营链条长，包括冠名权、门票、场馆及队服广告、电视转播权、标志性产品开发等活动，这一运营过程一般需要一系列市场主体的共同运作与配合，互动效应明显，这种配合与互动是揭示中国职业足球之谜的关键；
第三，职业足球市场的运转，本质上是一整套制度框架或者制度装置的运转，这些制度安排对制度的运转起着主导作用；
第四，体育球队是极其特殊的管理球队，普通球员与超级球星、普通教练与超级教练的市场关系和市场效应都不同，尤其是超级球星的薪资数额和转会费与普通球员有很大差别。
国外对职业体育的研究比较系统全面，代表性研究成果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罗登伯格的《棒球运动员的劳动力市场》，从理论上分析了不平等的工资分配和权力匹配方式对优秀运动员的激励作用，以及它们与俱乐部发展之间的关系。二是斯罗尔尼的研究侧重于俱乐部模式的创立，他建议用五个变量来衡量俱乐部的目标，即利润、安全、上座率、比赛胜率和联赛发展。三是尼尔的研究侧重于职业联赛的组织结构和垄断制度安排。此外，雷吉斯特·格林对职业体育的产品市场和资源市场进行了分析，沃尔特·亚当斯对美国职业体育的产业组织进行了分类研究，英国学者斯蒂芬·多布森和约翰·戈达德运用经济学和统计学对英超足球的历史和足球经济的市场结构进行了深入的经济学和定量分析。
总体来看，国外职业足球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比较全面，但全景式的分析框架较少。原因或许在于，国外职业联赛源于市场逻辑，整体制度框架是各利益相关者长期博弈均衡的结果，已经具备自我实施的能力，不需要花费精力去研究。然而，我国并非如此。中国足球自1992年试点以来，面临多重制约。一是我国刚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蓝图，处于理论转化的盲区；二是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惯性约束，行政行为、行政手段是必然选择；三是没有先例，只能试错前进；四是照搬成功国家的运作范式，才合理。 因此可以说，我国职业足球实际上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出道的，实践上又受到经济转型迷茫与躁动的掣肘。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职业俱乐部管理流程与运作过程的研究，一般侧重于对职业俱乐部内部运行机制的分析，张琳、吴嘉树等人的研究则侧重于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运行机制与运作模式，倾向于研究俱乐部的目标机制、组织机制、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
二是聚焦职业体育，特别是职业俱乐部营销策略及赛事消费市场的研究，廖国庆等人的研究是从营销行为选择的角度对俱乐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三是重点研究国外成功俱乐部的融资制度。以上三方面的研究一般都倾向于对职业俱乐部的事实进行陈述，以及运营方式、资金流动制度等，深入的理论分析并不多。四是运用产权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对职业联赛进行经济分析。谢亚龙等人对中超联赛产权问题的研究就是典型的产权分析。应该说，运用经济理论来分析职业足球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产权理论运用到实践环节时，界定产权是极其困难的，尤其是在我国现阶段，产权的边界非常模糊。应该说，我国学者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尤其是缺乏从制度层面进行全面的解释。
现代职业足球直接或间接起源于英国职业足球，英国职业足球的发展得益于英国职业足球制度的不断创新和成熟，并最终作为一种制度装置传播到世界。职业足球制度是保障职业足球稳定运行的基本条件。换言之，职业足球制度的各要素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制度结构。职业足球联赛制度、俱乐部制度、运动员制度、赛事制度和足协制度构成了支撑职业足球制度框架的基础。其中，最根本的制度安排是联赛制度，它不仅是其他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也是这些制度有效运行的基本条件。而且，联赛制度本身的自我实施机制和惩罚机制成为维持联赛稳定运行的保障条件。职业足球生产的共同供给属性决定了职业足球的经济过程只有在联赛制度下才能有效运行，职业足球在市场上的合作与竞争才能进行。 职业足球运营的本质是联赛意义上的合作，但这种合作必须借助于竞争来进行。职业足球的竞争不是市场的竞争而是赛场上的竞争。基于此，本文的基本结论如下：
1、职业足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因此，职业足球的运作过程和本质属性具有经济性。从历史上看，职业足球的产生、发展和相对成熟与职业足球各参与者的利益动机和逐利行为息息相关。可以说，职业足球的发展过程就是参与者在市场中寻求权力和利益的过程。
2、职业足球参与主体的经济行为完全可以放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其中俱乐部、联盟、运动员、教练员、观众的行为是职业足球经济行为的典型表现，本文对此进行分析，并结合这些主体的基本特征进行探讨。从决策过程和实现方式来看，具有企业属性。由于职业体育产品的联合生产特点，企业是固定产出的生产过程。联盟是维护俱乐部共同利益的联合组织，具有准卡特尔特征。同时，职业联赛是俱乐部实现市场利益的前提条件。
3.现代职业足球是一个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不断完善和运行的制度装置，职业足球联赛是这一制度装置的核心和枢纽。尽管职业足球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但职业足球联赛体系大体相似且并存。职业足球联赛的功能体现在自我执行机制和集体惩罚机制上。
4、职业足球联赛体制与职业足球产品的属性密切相关，职业足球的生产过程只能由双方共同提供，这决定了职业足球的生产方式、竞赛方式和规模经济方式。职业足球产品的开放生产和共同提供决定了职业联赛扩大利益、实现规模经济的方式，不追求通过增加产量来降低平均成本，而是通过提高质量（比赛观赏性、强度和结果的不确定性）来扩大利润，从而实现规模经济。
5.职业足球以联赛制度为核心成长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拓展延伸出一系列制度安排。例如注册制、选秀制、联合管理等。联赛和俱乐部内部的控制过程遵循减少不确定性、节约交易成本的问题，包括外部利益的内部化。联赛的特殊性体现在职业联赛是由众多独立法人俱乐部组成的联合体。
6、中国职业足球制度是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背景下，由政府和体育主管部门推动的体育体制的制度创新。也就是说，中国职业足球的制度安排主要是行政推动的结果，是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改革的产物。我国职业足球的制度结构和制度规范与西方国家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国职业足球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联赛体系。这或许是我国职业足球运行存在现实问题的原因之一。其实，我国职业足球制度还涉及政府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
从根本上讲，职业足球的发展要遵循市场原则，在满足观众观赛需求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中国职业足球的市场化进程。通过理论分析，不断探究我国职业足球运营的经济行为属性，揭示现代职业足球运营的实现机制，探寻我国职业足球的稳定运营条件，从而提升我国职业足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服务于广大民众的休闲娱乐需求。可以预期，随着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和科学价值观的进一步落实，中国职业足球必将走向辉煌。本研究的基本结构分为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两部分。理论分析部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借助制度分析的历史方法，通过分析英、法、日等国家职业足球的历史进程，以及制度结构体系和制度运行属性，探讨我国职业足球兴起历史过程中的制度安排和制度运行； 二是选取职业足球联赛市场中的重要主体行为进行分析，揭示各参与主体之间的行为效应，特别是这些相关主体行为在不同约束条件下的行为响应；三是分析我国职业足球制度框架与运行机制之间的互动效应问题，以及这些效应引发的联赛稳定性问题，探究职业足球联赛的稳定与收敛条件。
我国职业足球联赛制度安排与运行机制研究
